图文报道
【中国科学报】科研最重要的,不是“尖端”与否
1987年5月5日, 《中国植物志》第十一届编委大会在南京召开。1934年,中国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植物学会年会,植物学家胡先骕提出了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建议,从此中国植物学家的步伐加快了。的确如此, 《中国植物志》作为一部植物学的百科全书,深入考证了中国维管束植物的文献和资料记载,研究了现存植物标本和活植物,促进了中国植物学的健康发展,带动了生物学相关学科的进步,也对世界植物科学研究及其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科学报》 ( 2020-03-23第1版要闻). 时间: 2020-03-23 来源: 《中国科学报》 第1版 要闻 作者:丁佳 沈春蕾 高雅丽 1987年5月5日,《中国植物志》第十一届编委大会在南京召开。 ■本报记者 丁佳 沈春蕾 见习记者 高雅丽 80卷、126分册、5000多万字、9000余幅图版,涵盖国产及归化的种子植物和蕨类植物31141种……作为中国植物的“户口簿”、世界上已出版植物志中种类最丰富的科学著作,《中国植物志》获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植物志》的问世其实经历了80多年的岁月流转,在四代中国植物学家手中薪火相传。用《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副主编、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心启的话说,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工具书和辞典,而是“包含了大量第一手科学资料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那么,这部科学巨著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它是否有一些可复制的经验,供后来人参考? 中国植物学家的“黏合剂” 《中国植物志》编写历时80余年,可以查到署名的就有80余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植物学家312人、绘图人员167人,而参与协作的人员就更多,协作规模空前。这一代代学者之所以能够“黏合”在一起,科学大师们的精神力量不可或缺。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植物学家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如采集植物标本、收集文献资料,对某些科属进行探索等。 1934年,中国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植物学会年会,植物学家胡先骕提出了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建议,从此中国植物学家的步伐加快了。 胡先骕创建了中国最大的植物标本馆和最大的植物学图书馆,购买了大量最基础的参考书;中科院院士秦仁昌在胡先骕的资助下,到国外拍摄了近2万张保藏在国外的中国植物标本照片,为编研《中国植物志》立下了汗马功劳;多位植物学家也开始了专门科属的研究,陆续发表了论著,包括一些普及性的读物,为编写《中国植物志》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然而,胡先骕和秦仁昌却并未担任过《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的正副主编职位。陈心启回忆,两位前辈对此毫无怨言。“这种高风亮节令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在名家荟萃、强手如林的环境中,总觉得自己藐小,因而总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种学术环境对于自己的成长是十分有益的。”陈心启说。 《中国植物志》编委、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德铢也受到过大师的“熏陶”。1987年,他成为中科院院士吴征镒的博士生,参与了《中国植物志》的相关工作。 李德铢回忆,1992年,他跟随吴征镒去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几个标本馆找标本。当时,吴征镒把最 “困难”的几个大属“承包”了下来,重点看罂粟科紫堇属、石竹科无心菜属和桑科的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他都是亲力亲为。“当时吴老70多岁,拄着拐杖,坐公共汽车、地铁去看标本,那些情景都历历在目。”李德铢说,作为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吴征镒为《中国植物志》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可在报奖的时候,他却坚持把其他人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 1997年,30多岁的李德铢正式加入《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编委之一。 “如果没有老一辈植物学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植物学界团结协作的传统精神,我相信这部植物志很难完成,更不可能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坦言,“老一辈孜孜不倦的追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下来,现在接力棒到了我们手中,应该很好地传承下去。” 实际上,《中国植物志》在整个编研过程中都贯穿着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比如主编和编委会成员均不在志书署名,完全是义务性质。据《中国植物志》编委、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启明回忆,当时任务虽是由中科院牵头,但参加单位遍及全国各地有关的农、林、医药部门和大专院校,中科院主动把任务分配给已有工作基础的单位和专家,或由几个单位协商合作。“基本上不存在本位主义,也没有争经费、争项目的现象,大家团结合作,效率很高。” 只有“尖端”才叫创新? “世界上任何国家要进行经济建设,都必须首先充分了解自身拥有的自然资源,如矿产、植物、动物等,因此编写出版志书能够作为最基础的参考书。”陈心启说。 《中国植物志》涉及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是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植物群。它们涵盖了全部粮食、水果、木材、花卉和纤维植物,以及绝大多数的食用蔬菜和药用植物。 这些信息重要吗?当然。但他们做的研究是前沿科学吗?未必。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植物志》成为中国原始创新的典范之一。在陈心启看来,《中国植物志》编研工作的特色是室内室外(野外)、不同学科、前人和同辈人间的协作,是一项扎实、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矢志不渝的热情和毅力,而不是研究对象或方法‘尖端’与否。”陈心启告诉《中国科学报》。 李德铢也说:“当时不知道,也不关心什么影响因子高的论文。那时候的评价,更多是同行专家、国际的认可,这比现在直接看论文更符合科学规律。” 的确如此,《中国植物志》作为一部植物学的百科全书,深入考证了中国维管束植物的文献和资料记载,研究了现存植物标本和活植物,促进了中国植物学的健康发展,带动了生物学相关学科的进步,也对世界植物科学研究及其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2005年,美国《科学》评论说:“中国植物学家完成的《中国植物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世界上没有任何已完成的植物志规模可与之相比。通过完成《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学家对人类认识和了解世界植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无古人的植物志能否避免“后无来者”? 实际上,《中国植物志》对中国植物学研究者的锻炼是显而易见的。研究人员首先必须观察和研究植物的形态特征,必要时还要进行野外考察或栽培观察,以便确定其分类位置和亲缘关系,有时必须借助于其他分支学科,如解剖学、孢粉学等手段,加以解决。为确定正确的拉丁名,科研人员还须深入了解前人的工作和有关文献,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框架下,决定名称的取舍。 在这种严格的科研历练下,《中国植物志》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植物多样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以参与组织《中国植物志》工作和实际承担编写任务最多的几个单位之一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为例,通过《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成就了该所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研究室(现中科院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的三代植物学家。 “植物分类学是一门古老、经典、基础的学科,往往被人误解或看不起,这是不应该的。”陈心启说。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在研究植物时,就得益于一本《植物名称汇编》。此后,他把毕生积蓄拿出来资助《邱园植物名称汇编》的编写。时至今日,英国皇家植物园仍拥有多位植物分类学家,有能力鉴定全世界送去的植物标本。 而我国却有后继乏人的危机。陈心启认为,其原因是成果慢、少,难以发表,得分低,让人看不起。 李德铢也承认,目前分子生物学发文章影响因子相对较高,做植物分类学比较慢,发现一个新种的论文影响因子也很低。“这种以影响因子评价的方式,影响了我们做传统分类工作。” 那么,如何防止前无古人的《中国植物志》“后无来者”? 《中国植物志》能够坚持下来,得益于国家经费的持续支持,这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科院、科技部的专项经费等。因此,陈心启建议由有关部门设立生物分类学专项基金,在苔藓、蕨类、种子植物等领域,在全国范围保持20人以上的队伍;有关学术刊物设专刊或不定期专刊,供分类学论著发表;继续订阅国际重要的植物分类学刊物,不要断档。“还可以邀请参加《中国植物志》编研的老人写文章或开座谈会,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李德铢则认为,传统植物分类不能把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标准。做植物分类,不在于人多,而在于训练有素,由有专业精神的人来做。“分类学面临着压力,某种意义也是新的机会。植物学研究进入‘组学’时代之后,可以用新的方法认识植物。搞传统分类的学者也要与时俱进,比如与DNA条形码等研究手段结合。”他说,“如果坚持做,植物分类学一定会比原来做得更好。” 《中国科学报》 (2020-03-23 第1版 要闻)
【新华社-国际网】12 species selected for tropical coral island recovery
BEIJING , March 17 ( Xinhua ) - -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selected 12 species suitable for tropical coral island recovery ,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search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Functional Ecology .Researchers from the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eveloped a species screening model to select more species that have comparable restoration abilities to the target species that have high survival rates fo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The researchers hope their work can be helpful fo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in tropical islands , as well as other ecosystems . 时间: 2020-03-17 来源: 《新华社—国际网》 作者: Liu Nan BEIJING, March 17 (Xinhua) --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selected 12 species suitable for tropical coral island recovery,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search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Functional Ecology. Researchers from the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eveloped a species screening model to select more species that have comparable restoration abilities to the target species that have high survival rates fo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Based on a software platform developed by themselves, 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their study in a tropical coral island of southern China's Hainan Province. Among the 66 species identified as high potential for restoring the island, the researchers identified and measured 28 traits that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harsh environments including drought, high temperatures, intensive UV radiation, lack of real soil and nutrients and high salinity and alkalinity. They transplanted seedlings of all 66 species to the island to monitor the seedlings survival and found that 12 species had high survival rates ranging from 86 percent to 91 percent. The vegetation selec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ocedure can be finished within two months. Selecting suitable species fo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was crucial for land managers and scientists. The researchers hope their work can be helpful fo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in tropical islands, as well as other ecosystems.
【中国科学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体验探究式研学活动
本报讯日前,广州市白云实验学校约200名师生走进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体验探究式研学活动。学生们通过室内学习、野外观察、科学实验、小组讨论等环节学习科学知识,感受森林重要性,了解生态保护重要意义。《中国科学报》 ( 2020-01-23第4版综合). 时间: 2020-01-23 来源: 《中国科学报》 第4版 综合 作者:朱汉斌 周飞 本报讯(记者 朱汉斌 通讯员 周飞) 日前,广州市白云实验学校约200名师生走进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体验探究式研学活动。学生们通过室内学习、野外观察、科学实验、小组讨论等环节学习科学知识,感受森林重要性,了解生态保护重要意义。 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暨树木园是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最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保护区之一。 该保护区开展的探究式研学课程结合初高中科学、地理和生物课程的课标,将鼎湖山的自然资源和科学项目作为素材,兼具科学性、趣味性和探究性,通过场景化教学,引导学生从课本理论走向自然实践,受到广大师生认可。 《中国科学报》 (2020-01-23 第4版 综合)
【中国科学院-科苑党建】华南植物园园艺中心党支部疫情防控与园区开放侧记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各党小组根据工作部署,带领党员们积极参与岗位疫情防控工作中,许多党员坚持在春节期间连续值班,在一线开展疫情防控、服务游客的工作,扛起了为人民群众筑起疫情防控安全线的使命担当。华南植物园园艺中心党支部以及广大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用无声而有力的引领,践行着入党誓言,以行动诠释初心、以实干担当使命,切实做好园区的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广大职工和游客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以榜样的力量有力地带动了整个华南植物园疫情防控工作,对于全院基层党组织在重大攻坚战中发挥“两个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时间: 2020-03-10 来源: 《中国科学院-科苑党建》 战“疫”在一起 作者:夏汉平 范德权 徐海等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园艺中心(展示区)没有采取简单的“一关了事”方式,而是克服园区开发面积大、入口多,位于城乡结合部且人员复杂,及防控物资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在园党政领导班子带领下,园艺中心党支部及其党员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团结全体员工共同奋斗,根据工作需要及部分市民的要求,疫情期间展示区坚持向社会公众开放,舒缓了公众的精神压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至今全园没有发生一例员工或游客感染病例或疑似病例,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战“疫”之歌。 一、科学研究分析,建立完善的组织保障体系 根据地方政府要求及上级的统一部署,在园党政班子正确领导与严密组织下,园艺中心迅速行动:一是成立了由园副主任/园艺中心主任闫俊华任组长的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发布《园艺中心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组织保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二是党支部主动响应,统一广大党员员工思想,服务公众的“一线”党员带头,成为员工“主心骨”。三是在园区疫情防控方面,采取了进入园区测量体温、要求配戴口罩、定期对大门出入口、集体宿舍、办公楼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为员工购置防护用品等一系列措施。在实际工作中,还多渠道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工作,包括张贴宣传标语、横幅,编发有关防控疫情的帖子、视频等,以提高员工的防疫意识。此外,园艺中心还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配合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迎接地方政府与相关部门的检查指导,每天按时上报疫情信息给政府相关部门。 园党政领导班子对园区疫情防控与开放工作十分关心。任海主任2次到展示区检查疫情防控工作。2月19日,园领导班子宣布当天,新任党委书记魏平和副书记徐海即与新任领导班子成员开会,对全园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重新明确防控工作分工和重点,压实工作责任。他们还先后到展示区等地实地指导检查疫情防控落实情况,看望坚守岗位的一线党员干部。在园领导的高度重视与精心指导下,展示区防控措施进一步得到加强,使广大员工特别是党员干部抗击疫情的信心与决心显著增强。 二、切实组织动员,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园艺中心党支部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支部委员及党小组长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防控疫情的系列重要讲话及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在防控疫情斗争中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作用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传达园党委关于《华南植物园党组织联络值守机制》,并研究部署防疫相关工作,让党员同志识大局、知重点、懂步骤、会工作。在园艺中心工作的园党委委员夏汉平、廖景平,与支部委员10多次深入基层慰问一线坚守工作岗位的员工,主动参与并积极发动党员和员工参与到抗击疫情的工作中。各党小组根据工作部署,带领党员们积极参与岗位疫情防控工作中,许多党员坚持在春节期间连续值班,在一线开展疫情防控、服务游客的工作,扛起了为人民群众筑起疫情防控安全线的使命担当。 三、勇于模范带头,党旗在疫情防控中迎风飘扬 1.当好排查员、宣传员、服务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支部委员宋政平从大年三十开始一连十几天加班加点,主动制订疫情防控工作预案,想方设法及时购买口罩、测温枪、消毒液等急需的防控物资,确保展示区的正常开放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需求。与此同时他还在园艺中心的员工、党员微信群上转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指出群中某些不实疫情信息,耐心提醒员工:“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疫情发生初期,当班的部分售票员、验票员、保安员曾产生一些焦躁情绪与恐慌心理。宋政平每天多次安抚他们,向其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此外,有位党员父母春节前从武汉来穗,其自行居家隔离14天期间,宋政平为她购买体温计、降压药,不时电话询问或通过微信了解其健康状况和生活所需物资情况,要求她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外出,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最终,她和家人均平安度过居家隔离期。 面对疫情,党员们走在前、做表率、当先锋,做好展示区的“排查员”,做好市民游客的“宣传员”“服务员”。作为一名党员,宋政平率先而为,不顾个人安危,每天坚持在岗参与疫情防控,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以担当作为彰显新时代共产党员的风采,他时刻不忘肩上的责任,用自己最朴实无华的行动诠释了一名党员应有的担当,带领部门留守值班的员工认真履行防控责任,扎实做好展示区的对外开放,对各出入口人员密集场所防控、保障园区游览秩序等工作。在宋政平身上真正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与奉献精神! 2.示范在前、冲锋在前、吃苦在前。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园艺中心治安大队4位党员队长温红兵、黄国忠、陈永刚、杨镇潮日夜轮流值守岗位,做到示范在前、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在疫情防控期间,全体安保人员在一线上岗值班,所有岗位24小时值班。他们对进入园区的人员进行体温监测,维护园区秩序,细心查找园区内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劝散园内游客自发的小型群聚性活动,劝说不戴口罩的游客佩戴口罩。特别是2月19日,园艺中心某租赁客户及其配偶从湖北黄冈“偷偷”开车回园,立即引起了小区内部分职工与住户的恐慌。得知此事后,党支部立即出面与该客户联系,要求他们不得出门,并及时向单位领导和街道办作了汇报。黄国忠与街道办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到这对夫妻所住的楼下进行反复劝说,要求他们到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集中隔离。在成功说服后,他还随派出所的警车护送当事人到政府指定的集中隔离点,并协助办理入住手续,中午没休息,午饭也没吃,忙碌了一整天,但他毫无怨言。治安大队正是这4位党员队长的表率与示范作用,各安保队员同样做到了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听从指挥、团结一心,确保了园区秩序的和谐与安全。也正是因为整个治安大队的坚守、负责与担当,华南植物园展示区在春节期间一直平安、稳定、祥和,没有出现一起事故或意外。 华南植物园园艺中心党支部以及广大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用无声而有力的引领,践行着入党誓言,以行动诠释初心、以实干担当使命,切实做好园区的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广大职工和游客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以榜样的力量有力地带动了整个华南植物园疫情防控工作,对于全院基层党组织在重大攻坚战中发挥“两个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华社-国际网】Phosphorus limitation of plant growth occurs in global terrestrial ecosystems: research
时间: 2020-03-13来源: 《新华网—国际网》作者: Wen Dazhi , Hou Enqing BEIJING .March 13 ( Xinhua ) - -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revealed that plant growth is significantly limited by phosphorus supply in both the tropics and temperate regions and in all major types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including forests , grasslands , tundras .And farmland .The lead author of the article . “ Instead , we highligh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phosphorus supply on terrestrial plant growth and call for more attention to phosphorus supply . ”. 时间: 2020-03-13 来源: 《新华社—国际网》 作者: Wen Dazhi ,Hou Enqing BEIJING, March 13 (Xinhua) --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revealed that plant growth is significantly limited by phosphorus supply in both the tropics and temperate regions and in all major types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including forests, grasslands, tundras, and farmland. Phosphorus is considered a crucial nutrient element for plant growth. Its undersupply may influence the productivity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natural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nd crop yield in farmlands. Phosphorus addition i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which can be used to judge whether plant growth is significantly limited by phosphorus supply. In a research article recentl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researchers from the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tudied the global pattern of phosphorus limitation on plant growth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They found that 46.2 percent of the 652 field experiments witnessed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of plant growth by phosphorus additions. Globally, phosphorus additions increased aboveground plant production by 34.9 percent in natural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nd increased crop yield by 13.9 percent in farmlands, said the article.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ed that phosphorus limitation of terrestrial plant growth is a worldwide phenomenon. “The results do not necessarily indicate the need for phosphorus fertilization in natural terrestrial ecosystems because excessive phosphorus fertilization may cause loss of biodiversity and eutrophication of water bodies,” said Hou Enqing, the lead author of the article. “Instead, we highligh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phosphorus supply on terrestrial plant growth and call for more attention to phosphorus supply.”
【中国科学报】大米中镉的生物有效性研究获进展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土壤生态与生态工程研究组副研究员庄萍等科研人员以6种不同镉污染浓度的大米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4种不同体外模拟消化以及动物(小鼠)模型,研究了大米中镉的生物可给性和生物有效性及其相关性。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全环境科学》 。研究人员发现,大米中镉的生物有效性分别为15-56 % 、 18-56 %和3.71 - 54% (以肾、肝和股骨为靶器官) ,与污染稻米中总镉浓度呈负相关( r2 = 0.74 - 0.94 ) 。不同方法的体外消化模型结果差异很大,说明体外消化法预测污染大米中镉的生物有效性存在一定局限性。相关论文信息: https : / / doi . org / 10.1016 / j . scitotenv . 2020.137453。 时间: 2020-03-13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朱汉斌 周飞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土壤生态与生态工程研究组副研究员庄萍等科研人员以6种不同镉污染浓度的大米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4种不同体外模拟消化以及动物(小鼠)模型,研究了大米中镉的生物可给性和生物有效性及其相关性。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全环境科学》。 镉是土壤污染中常见的有毒元素,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普查结果显示,重金属镉污染加重,全国土地镉的点位超标率为7.0%。一项全国性稻米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在矿区附近生产的所有稻米中,近65%稻米中的镉含量超过了国家食品安全卫生标准(0.2mg/kg)。为了准确评估人类暴露于污染食物中的重金属,测定重金属的生物可利用度对于风险评估非常重要。 研究人员发现,大米中镉的生物有效性分别为15-56%、18-56%和3.71-54%(以肾、肝和股骨为靶器官),与污染稻米中总镉浓度呈负相关(r2=0.74-0.94)。不同的体外模拟消化方法测定的大米中镉的生物可给性存在差异,4种体外消化方法所获得的镉的胃和肠生物可给性分别为57-83%、55-94%、42-98%和34-94%(胃阶段);34-49%、21-43%、28-55%和14-56%(肠阶段)。 当评估体外和体内结果之间的关系时,4种体外方法与基于肝脏或肾脏的小鼠模型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其相关系数为r2=0.0006-0.52。不同方法的体外消化模型结果差异很大,说明体外消化法预测污染大米中镉的生物有效性存在一定局限性。 该研究结果对论证体外消化方法预测体内实验的生物有效性的可行性具有重大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j.scitotenv.2020.137453
【羊城晚报】重要成果!华南植物园开发出又快又准的物种筛选模型
如何有效地进行生态恢复,是当前生态学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也是我国生态领域的重大需求之一。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便是能选取合适的物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生态中心助理研究员王琛及副研究员刘楠、刘慧,研究员简曙光、闫俊华等科研人员,以中科院海岛与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实验室为依托,首先根据先前的经验知识,选取了3个已知的适合当地生态恢复的物种,并选取、测量了28个和当地植被恢复相关的功能性状。该平台已经申请获得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华南植物园为第一单位。 时间: 2020-03-17 来源: 《羊城晚报—羊城派》 作者: 易芝娜 如何有效地进行生态恢复,是当前生态学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也是我国生态领域的重大需求之一。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便是能选取合适的物种。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易芝娜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取得一项重要科研成果,他们研制的一种物种筛选模型,能更快选出适合生长的植被恢复物种,帮助恢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生态中心最近在英国生态学会功能生态领域期刊Functional Ecology上,发表了这份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到,科研人员已开发出一个基于植物功能性状的物种筛选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植被恢复中。 快速选种,从两三年加速到一两个月 如何有效地进行生态恢复是当前生态学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也是我国生态领域的重大需求之一。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便是能选取合适的物种。 记者在华南植物园生态中心了解到,传统研究中,依靠人工经验和长时间的试种来完成此项工作,花费时间长,成功率低,有时甚至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完成一次成功选种。 而基于对同一地域具有相同恢复功能的诸多物种其实在植物功能性状上存在一定相似性,科研人员开发了一个物种筛选模型,即对研究对象所有特征、机理和本质进行数据建模,进行简化筛选,最后选出最合适的物种,从而实现只需1至2个月便能成功选种的目的。 有利生态恢复,速度快,成功率更高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生态中心助理研究员王琛及副研究员刘楠、刘慧,研究员简曙光、闫俊华等科研人员,以中科院海岛与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实验室为依托,首先根据先前的经验知识,选取了3个已知的适合当地生态恢复的物种,并选取、测量了28个和当地植被恢复相关的功能性状。 然后他们又在全球范围内选取了4个和当地热带珊瑚岛气候条件相似的地区,通过文献阅读和背景调查选取了66个在这些地区适宜生存的物种,并分别测量了这66个物种的28个功能性状;最后,他们将所有功能性状的数值放到模型中去运行筛选,从而筛选出了12个适宜热带珊瑚岛恢复的物种。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种,这12个物种的存活率已在86%-91%之间,这说明它们能够完成恢复当地生态的任务,也证明使用该模型可以实现速度快、成功率高的选种。 这一研究将大大促进植被生态恢复的进程,缩短生态恢复时间。目前,研究人员还基于R语言(用于统计分析的一种表达方式),将该模型开发出一个基于web(全域网)的软件平台:Recovery Plant Species Selection软件V1.0。该平台已经申请获得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华南植物园为第一单位。
【中国科学报】科技助万株洛阳牡丹绽放华南植物园
1月17日,一群小朋友在华南植物园欣赏展览前的牡丹。四、五月,为让广州市民在春节期间观赏牡丹风姿,华南植物园精挑细选近万株洛阳牡丹提前两个多月“进驻” 。华南植物园园艺中心副主任廖景平表示,展出的近万株牡丹包括国内外100多个品种,涵盖牡丹所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其中还有国内外各色系中难得一见的珍稀品种。《中国科学报》 ( 2020-01-21第4版综合). 时间: 2020-01-21 来源: 《中国科学报》 第4版 综合 作者:朱汉斌 1月17日,一群小朋友在华南植物园欣赏展览前的牡丹。朱汉斌摄 本报讯(记者 朱汉斌 通讯员 李碧秋)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获悉,该园第八届牡丹花展将于1月24日至2月17日(即除夕到正月廿四)举行,其间还将举办牡丹学术论坛、牡丹绘画摄影等活动。届时,上万株洛阳牡丹将亮相华南植物园。 牡丹的自然花期本来是四、五月,为让广州市民在春节期间观赏牡丹风姿,华南植物园精挑细选近万株洛阳牡丹提前两个多月“进驻”。经过低温休眠、温室养护,同时利用先进的栽培技术,根据累计积温进行花期调控,此时牡丹富贵端庄、风姿绰约,已做好春节与市民会面的准备。 华南植物园园艺中心副主任廖景平表示,展出的近万株牡丹包括国内外100多个品种,涵盖牡丹所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其中还有国内外各色系中难得一见的珍稀品种。 《中国科学报》 (2020-01-21 第4版 综合)
【中国科学报】陈焕镛:一生情系草木深
,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创建我国早期的植物研究机构—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深入研究华南植物区系,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其中银杉属为孑遗裸子植物,在植物分类学和地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科学意义。1954年被中科院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并于次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他致力于开发利用和保护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并在建设植物研究机构、培育人才、搜集标本等多方面付出了毕生心血。《中国科学报》 ( 2019-11-05第4版人物). 时间: 2019-11-05 来源: 《中国科学报》 第4版 人物 作者:袁一雪 ■ 本报记者 袁一雪 人物简介 陈焕镛(1890~1971),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创建我国早期的植物研究机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深入研究华南植物区系,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其中银杉属为孑遗裸子植物,在植物分类学和地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科学意义;1954年被中科院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并于次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创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他致力于开发利用和保护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并在建设植物研究机构、培育人才、搜集标本等多方面付出了毕生心血。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本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但他毅然拒绝了美国哈佛大学导师的挽留,放弃留在那里读博士的机会,回到生物学根基尚无的祖国,为我国植物学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他23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便因为中国的植物资源曾被外国人大量采集、模式标本存放于欧美各标本馆、原始文献散见于各国出版的刊物而萌发了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植物的念头,并立下宏愿: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的落后面貌。 自立下志愿那天起,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对这份初心的不悔践行。 不忘初心的人生旅程 1890年7月12日,陈焕镛出生于香港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陈言是广东新会人,才华横溢,曾创办香港最早的华文报纸之一 ——《华字日报》,母亲则是古巴籍西班牙人。陈焕镛幼年时曾跟随父母回唐山,7岁移居上海,15岁前往广州,后来被父亲的朋友带到美国读书。 陈焕镛本可选择另一种人生,但一颗中国心却不允许他置身事外。1913年,陈焕镛考入哈佛大学森林系,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树木系。1919年,刚刚获得哈佛大学林学硕士学位的陈焕镛从美国归来,携带简单的采集用具只身前往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 “那时,我们外出采集标本的条件很差。”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说。吴德邻曾前往云南采集标本,即便登上3000米的高山,身上也只是简单御寒的衣物,连雨衣雨鞋都没有。“而海南岛的条件比云南更艰苦。”吴德邻说。 那次原本计划为时一年的科考任务因陈焕镛的身体状况而被半途搁置。他先是被毒蜂蛰伤,之后又感染恶性疟疾,不得不前往上海治病。 尽管身体虚弱,陈焕镛依然不忘携带已经采集好的标本,并将其存放于上海招商局码头。不幸的是,这些辛苦采集的标本被一场突发大火烧毁。 但他并未气馁。1922年夏,已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一年的陈焕镛与钱崇澍、秦仁昌共同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然而,这些标本与之前的标本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因存放地——东南大学“口字房”校舍起火而损毁。 连续遭遇打击的陈焕镛于1927年再一次踏上征程,前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他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取得联系,与其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换得3万多份国外标本。 让植物学走得更远 1928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农业学院任教时,基于与同事采集的标本,再加上交换的标本,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标本馆建立伊始,陈焕镛便提出要尽力使之与世界著名植物标本馆相媲美的设想。 为实现这一目标,陈焕镛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馆的每号标本有3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别排列存放;馆藏标本若被国内外书刊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的标签贴在该标本上,在标本封套内还附上该种植物的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 “陈焕镛每次购买植物专著时都会买两本,一本被按照条目剪接,放在标本柜里,方便我们查阅;一本则作为资料留存,鉴定标本的准确性就提高了。”吴德邻说。 1954年,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分别改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陈焕镛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中科院院士吴征镒曾表示,至1954年,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分类学基础在当时居全国首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陈焕镛院士在标本馆建设等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密不可分。如今,华南植物园的标本馆馆藏已达百万号,为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北京、昆明、广州)之一。 “陈焕镛还特别重视植物学的应用,在他与秉志等生物学家的倡导下,于1956年建立了中国首批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管理格局沿用至今。上世纪60年代,他在研究植物的同时提出中国植物学者要加强植物资源利用研究。这种在研究基础上注重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观点是非常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早在1930年,陈焕镛就提出资源保护策略,提出要有公共供热、供水系统,森林资源保护要减少浪费等倡议。 此外,陈焕镛创立了华南最有价值的专业图书馆。据1937年统计,馆藏中、西文图书达4000余部,中、西文定期杂志50种以上。许多珍贵的西方植物学文献均有收藏,如1753年出版的林奈的《植物种志》,以及欧美植物分类学的重要期刊和中国古农书、方志、本草等重要文献。这些植物分类学的经典著作为后人开展植物学研究、编写植物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陈焕镛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对农林植物研究也倾力支持、慷慨解囊。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立之初,由于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每年1000元大洋的补助费外,将基金会付给他的每年4000毫洋(广东、广西等地曾通行的货币)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为设备费。 同时,陈焕镛也为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奠定了基础。1958年春,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黄观程曾随陈焕镛到苏联考察和工作3个月,陈焕镛为那里的标本馆鉴定了一批尚未定名的樟科、壳斗科、苦苣苔科、山茱萸科植物标本。 “外国学者对他渊博的植物学知识钦佩之至。”黄观程在接受采访时说。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为了让中国植物学后继有人,陈焕镛不断帮助新人在学科上有所成就。吴德邻至今难忘,当年在研究所作为“小字辈”的自己如何在陈焕镛的帮助下,完成了对兰花蕉科新科与新种的认定。 1962年,吴德邻在编写《海南植物志》姜科时,发现了两张从来没有见过的标本:一张采自广东信宜,一张采自海南保亭。后经仔细研究,确定它们为中国的新分布科——兰花蕉科,并且是两个新种,分别为兰花蕉和海南兰花蕉,其中兰花蕉现已被定为国家三级保护濒危物种。 当吴德邻拿着标本向陈焕镛汇报时,陈焕镛还邀请北京植物所教授汪发缵帮其鉴定。确认无误后,吴德邻十分兴奋,准备立即发表相关论文。但陈焕镛却拦住了他:“兰花蕉科全世界只有一属数种,你既然已确定广东标本为新种,说明你对全世界的种类已有所了解,不如写一篇专著性论文,顺便讨论一下科的位置。” 为了帮助吴德邻拿到国外的标本进行比较,陈焕镛当即写信给身在印尼的华侨孙洪范,请他代为采集该科的标本。 “后来,陈所长又帮忙写信要了些外汇,寄给孙洪范,作为采集经费。我在不久后就收到了兰花蕉属的外国标本,这为我撰写论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吴德邻回忆道。 在1963年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30周年大会上,陈焕镛推举吴德邻在会上作了题为《兰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报告。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有重要意义,受到了同行的关注。后来陈焕镛还亲自帮他修改英文摘要,并于1964年的《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 更让吴德邻印象深刻的是,陈焕镛利用自己拉丁语的优势,在华南植物所开设拉丁语课的教学工作。“那个时候拉丁文是做植物分类学必修的语种,但国内会的人并不多。”吴德邻表示。陈焕镛还亲手制作了拉丁语卡片,帮助大家记忆。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启明曾在回忆陈焕镛时谈到,当年,像陈封怀、蒋英等第二代植物学家都是在陈焕镛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听导师陈封怀先生讲过,他们师生打成一片,一有空陈老就找他谈话,并经常请客。陈封怀先生自己成为植物学专家后,对导师始终非常尊敬。” “良师”“益友”是许多人对陈焕镛的评价,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学风,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求真精神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思想,永远值得后辈学习。 ▲1919年秋,陈焕镛只身前往海南岛,成为到此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 ▲陈焕镛(中)在列宁格勒植物园。 ▲1958年,陈焕镛(左二)与苏联科学家交流。 ▲华南植物园的陈焕镛铜像 人物生平 ●1890年7月12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新会。 ●1909年,赴美国读书。 ●1913年,考入哈佛大学森林系。 ●1915年,进入哈佛大学树木系。 ●191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树木系,获得林学硕士学位,并以毕业论文优异获奖学金。同年,接受哈佛大学的委派,赴海南岛五指山采集标本,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 ●1920年,担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林学系教授。 ●1921年,转至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至1927年)。 ●1922年夏,与钱崇澍、秦仁昌三人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 ●1924年,赴美国鉴定标本1年。 ●1928年,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并在中山大学内建立起中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 ●1933年,与钱崇澍、胡先骕等共同倡议创立中国植物学会,同年被选为学术评议员兼《中国植物学杂志》编辑。 ●1935年,赴梧州创建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并任所长,兼任广西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54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7年,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 ●1959年,被聘任为《中国植物志》副主编,移居北京,主持这部中国植物分类学巨著的编纂工作。 ●1971年1月18日,在广州逝世。 记者手记 “不忘初心”是时下听到最有担当的一句话。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陈焕镛一直全身心地诠释着这四个字。 陈焕镛为儿子取名“国仆”。陈国仆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称:“国仆二字,取精忠报国之意。”而陈焕镛自己也一直在践行这句话。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护学校的标本和图书资料,陈焕镛先是把它们运到香港亲戚家中,后来又抱定“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的决心,冲破重重阻碍,把标本和资料从日军的魔爪下取出并转运回国。 接受采访的吴德邻老先生已是86岁高龄,但他一直强调,自己在进入华南植物园时,与已经是所长的陈焕镛院士相比是“小”字辈,而曾经与他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事,有的年老体弱,有的则已经故去。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节点,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前曾经满目疮痍的历史,眼前仿佛又看到那些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他们为新中国每一门学科夯实基础不遗余力;他们从未计较个人得失,心中却装满了祖国的利益。 作为后辈,我们除了继承他们的衣钵、继续发展学科体系,让那些历尽艰难建立起来的学科发展壮大,还要通过老一辈科学家的一次次讲述,牢记这段历史。 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关于口述史的采访中,有位老师谈到,亲身走过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但是那些鲜活的经历不应该被遗忘,所以整理、记录口述史显得尤为重要。老人们口中所述的不仅是不应被遗忘的历史,更有那些值得被铭记的人物。 时间的车轮从未停止,它留下的车辙或深或浅,有些人被不断提起,有些则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让那些像陈焕镛一样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不断被提及、被颂扬,成为后辈学习的楷模,成为时刻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的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 《中国科学报》 (2019-11-05 第4版 人物)
【中新社-中新网】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华南植物园庆贺建园90周年
国际植物园协会( IABG )主席约翰蒂莫西·恩特威斯尔、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BGCI )主席斯蒂芬·布莱克摩尔、中国植物园联盟常务副理事长陈进等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出席,共贺华南植物园90周年诞辰。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华南植物园已发展成为集科学研究、植物保育、知识传播、资源利用于一体的高水平国立研究机构。特别是其位于广东肇庆的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暨树木园,成立于1956年,是中国最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保护区之一。 时间: 2019-12-06 来源: 《中新社—中新网》 广东 作者: 王坚 周飞 会议现场。陈骥旻摄。 中新网 广东新闻 12月4日电 (王坚 周飞)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建园90周年纪念活动暨2019科学植物园建设国际研讨会”4日在广州举行。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主席约翰 蒂莫西·恩特威斯尔、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主席斯蒂芬·布莱克摩尔、中国植物园联盟常务副理事长陈进等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出席,共贺华南植物园90周年诞辰。 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发表了演讲。他表示,近年来,华南植物园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承担科研任务的经费从2009年的600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增长到2018年的2亿多元,获得各类科技成果奖项53个。今后华南植物园将立足符合中国国情的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模式的创新,进一步梳理、凝练和强化发展目标,继续向着国际知名植物园的目标迈进,用更多成果,引领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BGCI主席斯蒂芬·布莱克摩尔表示,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需要如华南植物园这样科研实力雄厚的机构发挥带头作用,双方将继续开展合作,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华南植物园已发展成为集科学研究、植物保育、知识传播、资源利用于一体的高水平国立研究机构。特别是其位于广东肇庆的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暨树木园,成立于1956年,是中国最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保护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