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 佳 谢先德 廖景平
随着科普工作的全面化和系统化发展，20世纪全球科普事业经历了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科普的文化内涵、还是科普的工作理念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具有实践性的理论都带有对过去的思索、对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期许，到了科学传播阶段，我们不仅仅要对之前的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阶段进行反复思索，更需要对未来的科普发展展开畅想。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播手段的日益丰富、全球化越来越深入，未来的科普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我们的机遇，那么现代科普在科学传播阶段又具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呢？
我们可以从科学传播活动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来看。科学传播本身使用了大量传播学的概念与方法，比传统科普更加侧重于传播过程和传播机制的研究，拉斯维尔1948年提出五W模式，即“Who”（谁传播）、“What”（什么内容）、“Which”（那种渠道）、“Whom”（传给谁）、“What effect”（什么效果）。作为传播学系统化诞生的标志，明确了传播学的5个研究重点：即针对传播主体的研究，称为控制分析；第二种是针对传播内容的研究，称为内容分析；第三种是针对传播媒介的研究，称为媒介分析；第四种是针对传播对象的研究，称为受众分析；第五种是针对传播效果的研究，称为效果分析。因此，我们主要从科普内容、传播过程、受众、科普主体及效果评估这五点来探究科学传播的内部各要素的发展趋势。
一、 科普内容的拓展
首先，科普内容已由单一的科学知识大众化，转变为科学知识和包含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在内的科学文化的传播。也就是说，在传播内容上更注重对公众内在科学素养的培养，科学素养（science literacy），是一个具有多维概念的词汇，美国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米勒提出科学素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对科学知识（术语和概念）的基本理解，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的基本理解，对科学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的基本理解。因此，科普不只是科学知识的普及，更应该将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的潜移默化加入到日常的科普工作中。现代社会，科学逐渐融入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不仅有助于公众平时生活的方便和顺利，对于公众表达意见与参与社会决策，促进民主社会的建设也相当有意义。这其中，尤其以强调对科学负面影响的理解让人关注，在公众理解科学语汇中，“理解”，不仅包括对科学事实的理解，也包括对其方法和限度的理解，以及对其实际影响和社会后果的一种认识。因此，对于包括风险、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在内的统计学的基本理解，以及消化吸收数据材料的能力，也是理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传播内容还是在对科学本身内涵的挖掘，可以继续拓展到科学与文化、社会的范畴里面，1959年，英国的斯诺（C．P．Snow）提出过“两种文化”这个概念，其后，在学界引起了多次的争论，“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将其完全对立来理解，在科学传播领域，科学传播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研究的结合，是现代科普内涵丰富的一个重要契机，科普不仅仅传播单纯的科学领域内的事，而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科学与文化结合密切，因此在传播内容上，日益加强科普教育与技术教育、人文精神和本土知识的融合成为一个热点，科学与人文向来具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丰富科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有助于提高传播效果，激发公众的科学兴趣，促进公众对科学事业的感性了解，具体来说，对于思考我们该科普些什么也将会有启发性的意见。
二、 传播过程的双向互动
科普在内涵上的延伸同样体现在科普活动组织方式和方法上，使得科普方式已由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转变为公众和科学家等多主体的平等、双向互动过程，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科学教育。现在很多人呼吁用科学传播这个词语取代传统的科普，这并不只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实际上，“科学传播”这个词更能表现现今学界对于科普应如何开展的深入思考。传播代表着用传播学的思想，来研究科普这个传播过程的机制是怎样的。在语意上，科学传播代表着科普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普及，整个科普的方式强调双向互动与平等的交流，关注的中心从政府或科学家转向公众群体，强调关注与重视受众的需求与意见，当然，这一切是与民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西方“公众对话”概念的兴起使得开辟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之间交流的新渠道成为需要，这种需要在英国政府的于2000年7月份发布的白皮书《超越与机遇――21世纪的科学与创新政策》中突出表现了出来。同样在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普向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变革，平等、双向、互动、多元成为传播的主流观念，近些年发生的一些与科学相关的事件，比如圆明园防渗漏事件、周老虎事件、厦门PX事件等可以看出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他们面对科学的时候，没有畏缩，反而表现出了强烈的参与精神。从缺失模型到对话模型，科普的观念发生了180度的变化，不再认为我们科普是因为公众缺少科学相关知识，而是抛弃具体的知识，强调互动与交流，确实，长远来看，科学知识是表面的，科普更应该做的是唤醒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投身科学的热情和关注科学，使之健康发展的能力。
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并不是对传统科普领导者的一个置换，只是将受众放到了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位置，使得受众个性凸现，群体分化。与此同时，更有人提出社会各主要行为体（如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政府及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双向交流的复杂的网状拓扑图，综合考虑了国家、科学共同体和公众的要求，要求以现代媒介为桥梁，取代了传统的以科学家为中心的政府主导式，自上而下的科普过程。一转百转，当平等和交流成为社会的主要呼声，我们不得不考虑传统科普的现代化进程，因此科学传播成为我们不得不注意的词语。
三、 科普主体的分化
科普主体的分化与职业化已成趋势，由传统的以科学家为科学普及的主体，逐步形成由政府部门、教育机构、科技团体、大众传媒、企业以及民间基金会等组织构成庞大的科技传播行业。
多机构的加入和主体的分化扩大了科技传播的行业队伍，同时也要求着这个行业的规范化和队伍的职业化。科学传播在我国已经具备了行业化发展的基础，任何行业都有其行业属性和运作规律，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所以必须要制定相关政策来管理与约束，包括行业法规和职业操守则。因此，除了对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群体进行必要的传播训练之外，外部的科普职业队伍建设也要纳入，包括专职科普人员的培训、志愿者队伍的规范、科技传播专业的设置和科技记者的培养等等。其中对专职科普人员进行细化就包括：科普策划人员、组织管理人员、公关推广人员、资金筹措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普场馆设计人员、科普理论研究人员等。
制定一定的从业标准，建立必要的门槛可以促进整个行业的层次提升。具体来讲，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合格之后颁发上岗证，以保证科普人员首先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和传播技能。职业资格认证已经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是对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基本要求。由国家权威部门通过学历认证、资格考试、专家评定、职业技能鉴定等方式对从业者进行评价，合格者授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在科学传播领域也应该积极开展这类认证，科学传播是个交叉学科，需要各个专业的有志之士加入，该领域对专业宽度的要求大于专业深度，但是保证从业人员具有基本的理论认识和从业资格是行业健康发展的保证。
现代科普的传播流程已不再是科学家面对受众进行一对一或一对N的传播，大众媒体和民间团体的介入，使得科学家不再是孤军奋战，但同时也使得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体的关系变得复杂。大众传媒作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科技记者实际上已成为科学传播主力军，但是新闻行业有其特殊的规律，科学的严谨与新闻要求的炒作之间具有一定矛盾，历史上科学界与媒体沟通不够良好，一是由于科技人员对媒体不信任，二是媒体更关注其他社会新闻或报道。为此加强这两者的沟通与交流是显得十分重要，首先，科学共同体应主动承担起向社会定期发布科学研究工作及成果的任务。在网络传播时代，可以建立专门的网站或博客，使自己成为一个新闻源。其次，加强与媒体的联系，为记者提供咨询服务。
非政府机构和很多环保机构也是科普工作不可忽视的辅助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与我们的理念是相近的，并且具有强大的工作热情，在未来的科普实践中与他们密切合作，既可以有思想上的拓展，更加可以扩大影响的范围。
四、科普受众的分化
在科学普及阶段，受众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是科学的无知者，处于需要被教育被改变的群体，到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受众成为“公众”这个全民性的词语，到了科学传播阶段，受众已不限于一个抽象的词语，变得更加细化与复杂化，英国的威尔卡姆托管会（Wellcome Trust）认为科学传播至少包括在如下部门或群体之间的传播：
• 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包括学术性的和商业性的；
• 科学共同体与媒体；
• 科学共同体与公众；
• 科学共同体与政府可或其他行政或权力机构；
• 科学共同体和政府或其他能影响政策的机构；
• 工商业机构和公众；
• 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
• 政府和公众。
这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区分受众的。现代传播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双向交流，自我调节的反馈系统，在科学传播由单向线性传播向双向互动传播过程中，公众也可以参与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参与科学决策，与科学家共同塑造科学的社会角色。因此受众在科学传播中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是双向传播不能少的反馈机制的一部分。受众的分化对于进行具体的传播学中的受众分析提供了一个范围。
但这不仅是受众的范围，也是科学传播研究的范围，其中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传播被提上日程，现代科学的各种学科日益细化，所谓专家只对自己研究的那一方面可称得上是专家，而对于其他科学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公众无异，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共同体与一般公众处于一样的位置，以传统科普的观点来看，就是需要被教育的群体，从科学传播理论来看，便是科学传播的受众群体。因此科学传播的主体和受众之间相互依存互动，关系复杂化。几乎每一个社会群体或个人都能成为科普的受众。对于受众要开展受众分析，通过社会科学调查方法，如问卷法、访谈法等来或与受众的数据资料，这是对传播者的传播，这样才能双向互动的回路。现阶段对针对受众的调查，获得一一手数据的工作开展还不够，未来一个重要的工作重心就是受众分析。另外，还需要从科学传播角度进行受众的理论分析，诸如主动性或被动性程度、互动性与可互换性程度、群体特征、构成的异质性、传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等。
五、 科普评估体系的建构
由于科学传播的系统是一个双向互动，具有反馈的循环系统，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关系着这个系统的稳定。因此需要建立科普评估体系，对科普活动进行效果评估。科学传播的评估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指标，通过对科学传播项目的各个环节，包括：组织、策划、实施过程、效果进行全面的评判，对传播的结果给出价值判断。科普是长期化的工程，因此需要建立科学传播评估体系，并制度化，常规化。其实在欧美国家，制定一个重要的科学传播项目的时候，一般都需要拿出总经费的5%甚至更多用于评估。他们认为，科普项目只有经过评估才能了解其执行效果到底怎么样，有无继续支持开展下去的必要，如果继续开展，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等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科普项目制订了严格的评估要求，它规定项目机构必须聘请外部评审专家对项目进行评估。如果条件许可，须对项目进行三个阶段的评估，即：项目启动前的预评估、项目进行中的过程性评估以及项目完成后的总结性评估。英国政府从1994年开始举办的国家科技周都由英国评估协会公司负责进行效果评估。
国内的科普活动很少进行效果评估，其思路与方法都不成熟，但是未来这一部分一定会越来越重要，可以参考教育评估和社会项目评估的基本思路来开展科普的效果评估和评估体系建设工作，具体研究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1. 从一两个案例出发，进行评估实践，总结经验，建构模型和体系。
2. 社会评估类型及经验总结（教育评估、社会项目评估、建筑评估）。
3. 从五W着眼具体分析：评估者、评估对象、评估内容、评估渠道、评估结果。
4. 科普项目评估：科普活动、设施、资源、科普人员、组织机构、受众分析、对外宣传等。
5. 进行科普项目评估的目的与原则。
6. 评估资金与市场化，项目可持续发展评估。
7. 国内外相关的评估研究现状。
8. 评估数据的获取方法与可信度。
9. 评估数据的统计整理与分析方法和策略。
10. 评估结果的获得与效度。
11. 科普项目评估方法讨论。
12. 不同的综合评价方法分析。
13. 如何看待评估结果。
14. 国家科学传播评估体系建设探讨。
效果评估本是科普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却经常是被忽略，组织者经常以为活动完满结束了，一切就结束了，并没有想到还需要单独进行经验总结之类工作，一方面是没有相关的理念，其次是没有专门的人才。因此，在未来希望能够培养专门的第三方评估人才，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来对科普项目进行评估，进而期待能够建立科普评估体系。
以上五点是从科学传播的内涵来对其发展做出的一些推论和概括，从外部环境分析，主要包括：国家科学传播体系建构；科普理论研究。前者探讨政府在科学传播中的位置，政府应该从具体的实施者中间抽身，发挥其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的作用，推出一系列政策保障科普活动的开展、科普作品的出版、科普人才的培养，对科普机构、大众传媒和非政府机构等从事科学传播工作地机构给予支持。后者是科学传播想要长久话发展之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六、国家科学传播体系建构
我国进行过六次全国范围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其结果并不乐观，调查结果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不到2%，当然这是有一系列的原因的，除了推进国家公众科学素养建设，题目的设计需要本土化之外，根本的是正规教育，相对来说，社会教育只是起辅助的作用，把所有的重任都压在科技传播人员身上并不现实，提高公众科学素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建立国家科学传播体系能够全面有效地管理协调科学传播活动的开展和研究，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
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处于从传统科普到公众理解科学的过渡阶段，将目标群体定位于成年人上。但是，发达国家对于科普工作的投入越来越重视，已经把科普工作纳入国家科技政策和战略规划，出台了系列政策法规保障、规范和支持科普事业发展，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科普工作，在经费的投入上都大幅度提高（自1997年以来美、英、日的科普经费增加幅度每年都在20%以上）。同时，发达国家已出台了全面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行动计划。1986年美国科学促进会提出了致力于提高全体美国人科学素质的长远计划——“2061计划”，提出了到2061年美国公民人人具有科学素质的目标。2003年欧盟实施了“欧洲研究区”和“科学与社会”两大战略计划，力图全面促进科技进步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印度在《2003年科学技术政策》中，进一步明确科技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科学信息可以传达给每一个印度公民。加拿大、韩国等国政府在制定21世纪初期的科技发展规划和政策时，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日本将科技创新立为国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力图告别“模仿与改良时代”，力争由一个科技追赶型国家转变为科技领先的国家。
为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中国制定了全面加强和推进科普工作的系列行动计划。中国科协于1999年提出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即“2049计划”，目标是到2049年使18岁以上全体公民达到一定的科学素质标准，使全体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并学会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判断及处理各种事务。2006年，国务院颁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计划到2010年，中国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有较大发展，公民科学素质要达到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到2020年，达到主要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2007年初，国务院八部门颁布《关于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从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科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角度，提出加强科普创作、科技传播渠道、科学教育体系、社会组织网络、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政府科普工作的宏观管理，服务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目标。
七、科普理论研究
科学传播的直接目的是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科普是非正规科学技术教育，是依靠长期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对国民的素质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过程。外国专家甚至认为，在10年的时间段内，一个国家公众群体的科学素养变化是很微小的。因此，这个动态的观察需要建立数据库进行纵向研究和分析。美国的研究从1972年开始后每两年进行一次，从来没有间断过。英国科学和工业馆中也积累了长达170年的相关资料，学者可以从这些又献数据中分析出英国科学技术传播和经济、科学技术发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任何完整的数据能够说明这种规律。因此，从大型的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入手，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或者观测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我国科普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
科普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其理论滞后于实践。到科学传播阶段，使用了大量传播学与心理学的现代研究成果来促进科普的理论化发展，也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使得科学传播的研究不再是单纯的经验研究，也具有了一定程度批判学派的色彩，开始重视价值判断的研究，为科学传播活动提供了价值上的依据和内涵的深化。这与传统科普很不一样，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变化，使得科学传播不仅可以表达为什么要传播这个问题，更加凸显了如何传播科学传播这个理念本身的问题。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将科学传播划分为一阶科学传播和二阶科学传播，一阶传播与对象性的科技本身的知识内容有关，二阶传播与元层次的科技之思想、方法、影响、评价有关。后者比前者更强调对科学本性及其社会影响的认识、理解，弱化对科技知识本身的关注。二阶传播更加包括科学与伪科学等复杂的问题。这个概念与我们所倡导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密切相关的，二阶传播关注后面这三类内容，也与科普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质的研究相关。在一百多年科学学研究中，形成了多个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概念，如公众理解科学、对话模型等，这大大拓展了整个现代科学传播的研究思路，对于学科的整合和定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学科归属问题也是明确科学传播地位的重要问题，科学传播学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科学和传播这两大分支，其研究范式存在很大差异，目前在不同领域内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是需要放在科学传播学中互相整合，已建立基本的科学传播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特有理论的出现和研究成果的汇集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其走向独立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现代科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理论研究最重要的是输送专门的科学传播人才，应该在高校开设相关的科学传播专业，培训专门的科普人员，或者以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专业为依托，引入传播学方向的研究。同时，在大学有计划地开展科学传播的公共课，以及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开设基本科学课程的选修课。由于没有独立的学科设置，其研究队伍也是分散的，从业者没有统一的队伍，因此需要进行整合，使之具有一个学科的归属感，这样才能聚合推动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直以来，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学理念和科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他们的科学传播的理论和实践远远在我们前面，因此现阶段，我们应该要将目光转向国外，介绍最新的欧美研究现状，翻译与出版优秀论文与专著。国内科学传播具有相当大发展潜力，对其内涵的挖掘和发扬还需要大量人才的加入，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科学传播不仅仅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而且会成为当代传播中充满活力和魅力的一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