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个时代造就了父亲”

　　陈焕镛出生于香港。母亲是父亲的四房太太，古巴籍西班牙人。陈焕镛出生后不久，举家迁往上海，父亲陈言去世后，陈言的朋友将他带到了美国。陈焕镛在美国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1919年，陈焕镛在哈佛大学取得林学硕士学位，毕业时他的论文获得奖金500美元，按惯例，这笔钱用于获奖人前往欧洲游历，陈焕镛却提出要到中国采集标本。当时，中国的植物资源已经被国外采集200年。欧洲流行一个说法，“没有中国的花卉，不成为庭院”，而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目睹这些，陈焕镛很痛心。时任阿诺德树木园主任的美国著名分类学家C.S.Sargent建议他去海南岛，认为那是中国植物标本采集的空白点。1919年10月，踌躇满志的陈焕镛只身前往，展开了中国现代植物学分类研究的图卷。最终成为中国植物研究第一人，与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并列被誉为“南陈北胡”。

　　陈焕镛一生建树颇多，均为开创性工作，这奠定了他在国内植物研究的鼻祖地位，同时亦为他赢得了极其高的国际学术声誉。1929年他代表中国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次年8月又率5人代表团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大会，1935年他率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参加在荷兰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任该会分类组执行委员，同年又被选为命名委员会副主席。1936年被英国剑兰学会聘为名誉会长。

　　不过对于爸爸的成就，陈都显得很淡然：“爸爸的成就，是时代造就了他。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什么领域都需要人去开拓，很难说为什么是我父亲成就了这样的事业而不是其他人。我想这可算是我父亲和植物的缘分，也和他的执着有关。”

　　“他们比谁都爱这个国家”

　　陈焕镛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战火纷飞的年代注定他的研究和个人命运多舛。

　　翻阅1947年陈焕镛写给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主任梅尔教授的信，信中充满了疲惫、沮丧和茫然。那时候，他苦心采集的标本被烧了两次，为保存标本免遭战火所毁耗尽财力、殚精竭虑，反被构陷“文化汉奸”。其中有个细节：广州沦陷的时候，日本人的战车就在研究所门前碾过。为了死守研究所，陈焕镛对即将遣散的员工说，“必要的时候与研究所共存亡！”炮火不能让他退却，但是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让他觉得无比沮丧。

　　1949年，陈焕镛专门从香港飞到桂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陈焕镛的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规划华南植物园，培养植物分类学人才，组织植物采集队奔赴各地采集植物，最后为了主持《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工作陈焕镛调到了北京。

　　陈都在北京出生。她还记得在北京，一家住在中关村大院里，二楼是钱三强住，楼下是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的家。“整一栋楼一梯六户住的都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所长。家里的客厅是枣红色的柚木地板，爸爸把客厅布置得非常雅致。”陈都回忆。虽然埋头研究植物，但是陈焕镛一直很喜欢山水画，在北京的时候经常逛琉璃厂，亦收藏了很多名家山水画。

　　“文革”时，陈焕镛被当做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从北京回到广州，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甚至连卫生间都没有，每次批斗都少不了他。“这么难的时候，我从没听见他抱怨什么或者说后悔了，他真的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他一辈子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陈都说。

　　三年饥荒的时候以及“文革”开始前夕，一直交好的哈佛大学担心陈焕镛的境况，两次邀请他赴美并解决他的旅费以及负责一家在美的生活费。但陈焕镛都放弃了。“实际上后来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他并非意识不到。若他离开，他或者可以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是他不愿意，他要留下来培养下一代的植物学人。”陈都说。“如果历史重来，我相信他可能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这是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选择。没办法，他们比谁都爱这个国家，也可以说，他们那代人都有着旧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有时代使命感。”

　　“他最后悔没教我们英文”

　　陈焕镛一生多才多艺，尤善英文和拉丁文。陈都记得爸爸经常在家朗诵英文诗，也很喜欢写诗，早年亦有诸多英文诗作见诸香港报纸。他一生所著论文颇多，均是以英文写就，即便是写个条子给秘书办事，他都习惯用英文写。

　　“他的英文可以说比中文好。”陈国仆说。“但他从不在家里说，他只和说英文的人说。”在最后的时光里，陈焕镛一直和陈都说，最后悔的是没教孩子们学好英文。穷其一生，他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如今中国植物学研究老一辈的科学家，大部分师承于陈焕镛。不过，他没什么时间培养和管自己的孩子。为了让学生们学好拉丁文，他能专门编写一套英文的拉丁文教材，在百忙之中给学生授课。他也能让太太花很多的时间置办一大桌酒菜犒劳从野外考察回来的学生们，唯独没时间给自己的孩子讲课。

　　“他还是个美食家。很多年了我妈妈还和我抱怨，爸爸经常会让她做一些非常繁琐的菜式。他知道做法，但是自己不下厨，每次都教妈妈做。最终我妈妈在他的训练下成为了一个相当出色的大厨。”陈都说。她印象最深的是“酿蟹壳”，把螃蟹解开盖子，掏空取下蟹肉然后放入其他材料，最后一起酿回去，外表还是螃蟹的样子。家里甚至还有做北京烤鸭的专用炉子。陈都至今还记得一些西餐的做法，都源自父亲。早餐有时候会吃“一分钟蛋”，就是用白水煮鸡蛋一分钟，那个时候蛋清刚刚凝结，而蛋黄还是稀的。然后轻轻敲开一个洞，用勺子挖来吃。

　　陈国仆对父亲的记忆甚少。只知道他很少在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研究。在陈都和陈国仆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沉默寡言、内向的人，什么都憋在心里。“这也很容易理解，他这个层面的人，很多事情不能轻易和人说，小孩不能说，太太又谈不上。”陈国仆说。但是又需要排解，于是最后就寄情于烟酒，喝酒抽烟都挺凶的。

　　当然还比较严厉。“我不记得是因为什么，爸爸拿起皮带抽了我一顿。”陈都笑着说，“其实我已经很乖了。”

　　严厉的父亲和一切传统的文人一样不太轻言爱。陈都表示理解：“哥哥其实性格非常像父亲，沉默寡言，内向。表面上也不怎么管自己的孩子，但是你能说他不爱自己的孩子吗？他只有一颗心，这颗心已经给了植物学研究，他再没多余的心给其他事了。我想我太公那代都不会和孩子走得很近，我们传统文化就这样。”

　　“我们没父亲那样的境界”

　　“历史到了我们这代就断层了，我们在父亲这样的成就跟前，真的是非常不值得一说。”兄妹俩敬仰祖辈的传奇成就，但亦接受自己的平凡。在他们看来，现世安稳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都没有父亲那种境界。我们只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小人家。”

　　饶是如此，陈都还是会和自己的女儿提起父亲的往事以及成就，希望借此勉励女儿。女儿会很不屑地问她，“又不是你做的，干嘛那么自豪？”她哑然失笑。

　　这时，陈国仆也反问一句：“有什么用呢？”

　　只是在谈及社会为何断层的时候，陈国仆和陈都表现出清醒而深刻的思考。“要问现代和上个世纪的那些大家有什么区别的话，最大的区别在于那一辈的知识分子都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而这是我们现代社会缺乏的。”

　　学生眼中的老师：不遗余力 扶持后辈

　　“严格来说，我是陈老的徒孙。”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吴德邻说。他的导师侯宽昭是陈焕镛的学生。“因为陈老是大师级人物，我们是小字辈，所以见到他的时候总是很拘谨。和他不熟的时候会觉得他很严肃，但是后来发现他其实非常幽默，对待后辈也非常扶持。”

　　让吴德邻印象很深刻的是，1962年他在编写《海南植物志》姜科的时候，在所里标本馆发现了2张从来没有见过的标本。后经过仔细研究后，确定它们为中国的新分布科——兰花蕉科，并且是2新种。准备发表的时候，担心没有外国标本，陈老说，没有标本可以想办法。于是，陈焕镛当即写信(由吴德邻执笔)给当时在印尼的华侨孙洪范先生，请他代为采集该科的标本。后来孙先生果然寄来了兰花蕉属的外国标本，这为吴德邻撰写论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他还记得陈焕镛爱喝红茶。喝红茶的方式很特别，用旧时一磅重的暖水壶泡着，既保温又茶香醇厚，于是他后来也照这个方式喝红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