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2-06-15　 来源: 江门日报 A15

陈焕镛的铜像被树立在标本馆，他对植物分类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永远让后人铭记。

陈焕镛的祖屋保存完好，一如他回乡的时候。

1964年，为了编撰《中国植物志》，74岁的陈焕镛不远千里带着家人来到北京，适应新的生活。　　（翻拍）

1915—1919年，陈焕镛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眼神中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　　（翻拍）

进入华南植物园的景区，我们见到了陈焕镛的儿子陈国仆、女儿陈都。两人都遗传了父亲酷似外国人的面部特征。哥哥陈国仆稳重少言、彬彬有礼，妹妹陈都活泼开朗、心直口快。在雨森群落区的一个水景平台，于世界各地奇花异草散发出的怡人芳香中，我们畅谈陈焕镛院士的往事……

1

婉言谢绝出国邀请

江门日报：父亲除了专心于植物研究之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陈国仆：爱国。1919年，父亲硕士毕业时，导师劝他留美读博，一起到非洲去考察。父亲一心想着建立中国自己的植物学，执意回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年已六旬旅居香港的父亲非常高兴，乘最后一班飞机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建设出力。

在逆境之中体现更为突出。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本可明哲保身，但为了保护学校的标本和图书资料，他先是把东西运到香港亲戚家中避难，后来又抱定“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的决心，冒着毁掉一世清名的风险，借伪政府之力把东西从日军的魔爪下取出来，安全转运回国。1947—1948年，父亲被人污为“文化汉奸”，美国的导师力劝他去美国任教，欢迎我们全家迁美，父亲将毕生贡献于祖国科学事业的初志毫不动摇，婉言谢绝邀请。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已近80岁高龄，被扣上“里通国外的文化特务”、“文化汉奸”的帽子，身心受到极度摧残。1971年1月病危之际，他还对一位前来探望的教授说：“我坚信党，坚信党的政策，坚信毛主席路线”。其学生陈封怀教授认为“先生此言，铿锵有力，可表天日。” 　　

江门日报：“国仆”这个名字，是父亲取的吗？

陈国仆：是的，取精忠报国之意，他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应该把自己所学全部贡献给国家。

2

没有存下一分钱

江门日报：父亲一直是高级专家，工资待遇不错，家里经济应该很宽裕吧？

陈都：妈妈说，家里没有存下一分钱，父亲的钱都用在了工作上。

陈国仆：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立伊始，经费不足，父亲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拨给每年大洋一千元的补助费以外，又将基金会付给他每年四千元毫洋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设备费。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父亲创办的《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他说服在香港开办聚珍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使专刊能继续如期出版。在植物分类方面的图书既少又贵的情况下，他除把私人藏书借给图书室使用外，还费尽心机去购置图书。

陈都：十多年前，标本室的工作人员在清理杂物时，找到了一张奖状。奖状上面题有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亲笔签名，内容为：“陈焕镛所长将其所藏甚有价值的外文图书及期刊432种共647期赠送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图书馆，使研究人员得到很大益处，这种热心科学研究事业和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还有，因为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每次考察队外出采集标本，父亲都是去的时候送行，回的时候接风。同时，研究所里不论谁家有困难，父亲都慷慨相助，从不吝惜。

3

提出资源保护策略

江门日报：你们认为父亲最可贵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陈国仆：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父亲早在1930年，就提出资源的保护策略，提出要有公共供热、供水系统，提出森林资源保护要减少浪费，要注意副产品的开发，科学监管，实行可持续发展，限制工厂的烟尘，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共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需要反思。退耕还林我们做了没多少年，但这却是80年前他就提出过的理念。

还有，他很早就提出要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些都是极有远见的。

江门日报：父亲在工作中有没有什么事令你们印象深刻？

陈都：父亲曾跟我们讲述他在英国购书的一段轶事。那是1930年，他出席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期间，偶然在伦敦旧书肆中看见前英国水师提督所著的《比茨航海植物学》一书，其中对于中国植物的图说，很有参考价值，但索价竟高达50英镑。他想尽办法在英国国立动植物园借来一本，花了8英镑雇人拍摄书里的图片和用打字机打印出书内有关中国植物的部分（约300页）共三份，后分贮广州、北平、南京三处研究机构。由此可见，父亲处事机智灵活、胸怀宽广，在艰苦创业之时，关心的不仅是自己主持的研究所，还有国内一些兄弟科研机构。

4

不太称职的父亲

江门日报：陈都，父亲在70岁才生了你，是否对你很宠爱呢？

陈都：没有，他对我们有很严格的家庭教育，所以我有点怕他。

记得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准备外出，天在下着雨，我拿起雨鞋正准备穿，父亲一定要让我把雨鞋倒过来抖一抖再穿，我偏不听，他很生气。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在野外采集标本时，雨鞋里经常会爬进蛇、虫子什么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他当时的心情。

江门日报：父亲平时在家里做家务吗？他出国会给你们带礼物吗？

陈国仆：父亲几乎不过问家里的事情，大事小事都是妈妈一人操持。父亲是个美食家，当家中请客人吃饭他会亲自点好请客的菜谱，偶尔也会亲自下厨做几个菜。父亲出国一般不给我们带礼物，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只各有一件，我的是一台照相机，妹妹的是一组套娃。　　

江门日报：在你们眼中他是怎样一位父亲？

陈都：在我看来，他是一位优秀的植物学家，他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研究中，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半夜想起什么会马上爬起来写。他几乎没有空管我跟哥哥，是一位不太称职的父亲。我认为他在心底是爱我们的，只是实在没有时间来表露。可能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说句有点心酸的话，父亲在我心目中，更多的只是一个路名（植物园有一条路以陈焕镛的名字命名）和几座铜像。　　

江门日报：你们会以父亲为榜样来教育下一代吗？

陈都：我跟孩子说，外公在事业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因此，做什么事都要肯努力，愿付出，这样才会有一点收获。

陈国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父亲的经历就是明证，我认为孩子应随自己的意愿去自由发展。

逸闻趣事

1

帮助破案

陈焕镛识辨植物，别具天聪，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约1932年），香港有一命案，死者经解剖检查，发现有树叶之残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区无人能识别此种植物，使得法院无从判案，后求教于陈焕镛，方知是剧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药），他从此扬名省港。

2

不畏权贵

抗日战争广州沦陷时，陈焕镛曾为陈璧君所注视。陈璧君作为汪精卫的孀妇、陈焕镛的同乡（新会人），颇慕陈之声誉，要求陈在公众场合演讲，意欲为汪精卫的伪政权涂脂抹粉。陈焕镛登坛宣讲，题为“植物与人生”，畅述稻麦是人之主粮，蔬果助身躯发育，森林作建筑良材，神农尝百草而知药物，时珍辨药草而著《纲目》……滔滔不绝，听众为之入神，而令事主垂头丧气，大失所望。

3

严谨治学

陈焕镛观察敏锐，在植物分类上有不少重要的发现，但这些发现不轻易公诸书刊。探究某分类群之可否成立，他尤为审慎，例如银杉，就外部形态而言，他早已鉴别为新属，但为了探讨部分器官之解剖学特征，求得较深入而完备的材料，曾推迟两年多才发表。观光木属和任豆属，从新植物之发现至文章发表，曾经历了10余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多次到野外调查，收集和核实材料。

家乡人

眼中的陈焕镛

陈建帮、陈建伟（陈焕镛的远房亲戚，蓬江区潮连人）

陈焕镛

回来过两次

5月24日下午，夏日炎炎，蝉鸣阵阵。记者找到了陈焕镛的祖屋——潮连巷头牌坊街4巷1号。这里由陈焕镛的远房亲戚陈建帮一家帮忙照看。

52岁的陈建帮告诉记者，这座房屋是由陈焕镛的父亲陈蔼亭四兄弟合建的，占地200多平方米，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打开木制的趟龙门，宽阔的天井中一片绿植映入眼帘，清爽透气。抬头望去，屋檐处有精美的灰雕装饰，为草书和花鸟纹样。这里共有两屋、一廊、一厅，一口水井。

陈建帮的哥哥陈建伟说，陈焕镛父亲的家里有钱，在香港开照相局、印刷馆。陈焕镛经常拿自己的钱出来搞研究、搞植物园。他老爸和姐姐说他是“败家仔”。陈焕镛回来过两次，分别是1957年和1960年。现在家中还保留了一张他来时坐过的椅子，是酸枝的，明代款式。

陈建伟拿出一封信：“1957年回广州后，陈焕镛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亲笔信，父亲视如珍宝。”

陈焕镛在信中写到：“我这次回乡非常高兴，首先我很满意地看到我们的家乡与全国农村一道在合作化事业方面和广大农民兄弟生活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和改善……又蒙你们对我这样关怀和热情招待，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当我在乡的时候，我发觉这房子有了一条裂缝，为了安全起见，我认为有修茸的必要，兹暂汇上50元，希查收作为修缮之用。”

陈建伟说：“听老人们说，陈焕镛回乡时有配枪警卫跟随，时任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出面接待，村里摆了好多围酒席，十分热闹。他还与我父亲通宵长谈。1978年，政府为陈焕镛平反时重新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也有通知我父亲参加。我父亲还说，陈焕镛很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但因为老一辈的人都离世了，很多具体情况都不清楚了。”